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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四六章 马周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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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车走在长安城的街道上,郑丽琬靠着窗户沉吟不语。

    一旁的阿碧不解道:“娘子,明明谢学士已经出了大理寺,再等等他肯定会回来,你何必着急走呢?”

    “走与留有什么区别吗?”

    阿碧嘟嘴道:“娘子,你这是口不对心,你明明想见谢学士的……”

    郑丽琬微微蹙眉,脸上迅速闪过一丝红晕。

    “娘子是因为杜夫人的缘故?”

    郑丽琬道:“他们一家子团聚,我们在不合适。”

    “娘子……你为谢学士做了那么多,甚至有损名节,就这么走了……至少该留下等谢学士说句谢谢,或者……”阿碧似乎很为自己主人感到不值,而且还有更长远大胆的想法。

    郑丽琬轻轻摇头,如果他真的有心,离开应该比留下更好,不是吗?

    只是……

    也不知是想到了某些害羞的事情,还是因为有人念叨的缘故,郑丽琬只觉得耳根滚烫……

    ……

    一切突然似乎都平静下来,李唐皇室在欢庆东宫嫡长孙的诞生。

    ⊙,    马周负责调查杜伏威一案,有条不紊;而谢逸和孙思邈的牛痘实验进展也很不错。

    十名参与实验的死囚在不断安抚和照顾下,全部熬过了牛痘发作时的高热,只有两人因为没管住自己的手,挠破了痘痘,在脸上留下了麻点疤痕,却无伤大雅。

    这样的实验结果,实在喜人,连谢逸都觉得惊讶,即便是后世恐怕也不见得能有如此完美的效果。

    当然了,这是建立在自己和孙思邈悉心周到的照顾医治,以及完善的卫生条件。

    真的大规模推广开来,鉴于具体操作的环境和操作者的技术等因素。肯定会有人牺牲。尤其是在最初推广阶段,没有经验可循,最容易出现此类问题,难以避免。

    接下来,便是实验这些人是否如愿获得抗体。

    让他们在密闭的房间里接触天花患者用过的衣服,餐区器皿,甚至是搬运掩埋因天花亡故的死尸。

    十天过后,这些人并无异常!

    孙思邈彻底松了口气,叹道:“谢学士果然奇思妙想,此法可行。往后天下再无天花恶疾,挽救生灵不知几何,功德无量啊!”

    “哪里,佛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此等普度行善之事实应该的。”话音落地,谢逸讪笑道:“忘了孙神仙信奉三清,提及佛家名言有些不妥当。”

    “嘿嘿,只要在理,不管是佛陀经文。还是道祖所言,都当遵从提倡,何分彼此?”孙思邈笑道:“佛道两家都讲究慈悲,济世救人。仁慈行善总是没错的。”

    谢逸道:“确实是这个道理,百姓生活不易,能少受些病痛折磨自然最好不过;实验结果如此,算有疗效。先在同州开始推行吧,眼看夏日将至,天气一旦热起来。疫情传播会加剧,须得及早遏制。”

    “好!”孙思邈表示赞同,随后便通过宰相房玄龄,将实验结果上报朝廷。

    李世民自然是高兴万分,当即令孙思邈和谢逸向太医署,户部调派的医官教授牛痘之法,令其前往同州与邻近州县率先推行。

    三省六部的朝臣们也都松了口气,肆虐的天花总算能够有效控制,更可以永久灭亡天花之害,意义非常重大。

    不过凡事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高兴,自然也有人不悦。比如李孝恭、李承乾等人,他们隐约期盼,如果牛痘实验失败,谢逸刚刚好转的处境可能会迅速恶化,甚至可以寻机重新给予沉重打击。

    在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李世民之所以转变态度,很大程度上与天花有关。

    可惜事与愿违,牛痘成功,谢逸等于立下不世奇功,纵然有些小过错,也可以将功折罪,将功补过。

    更为重要的是,谢逸在大唐君臣乃至百姓面前表现出其特有的价值和意义。不过一两年时间,他已经为大唐解决了吃饭和瘟疫问题。

    也许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他那颗灵光异常的脑子里,又会蹦出许多奇思妙想,又会解决很多麻烦。

    哪怕只为这样一个期许,皇帝便绝对舍不得杀了他,只要他不打算用这些手段来谋逆,颠覆大唐。

    更何况在民间,谢逸的声望越来越高,“为瑞不宜多”的善举仍就多有称赞;这次又捣鼓出牛痘,预防天花这等可怕的瘟神。

    据说在同州当地,有人闻讯后痛哭零涕,朝着长安的方向叩头感谢谢学士和孙神仙。长安城里,不再人心惶惶的百姓也对谢学士多有赞许和感激。

    民意难违,这话颇有道理。

    这等情况下,朝廷如果还一意孤行要杀了谢逸,恐怕老百姓都不会答应。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可是李世民的名言。

    更为重要的是,马周的调查审理也出结果了。

    根据弘文馆与秘书监记录的档案文书,并询问当年的人证,马周得出结论,当年辅公祏叛唐,身在长安的杜伏威不知情,更不曾参与。

    至于所谓杜伏威幕后主使的说法,马周笃定是辅公祏为了鼓动江淮军诸多将领,蒙蔽百姓而用了下三滥手段,伪造了所谓的杜伏威“密令”。

    实际上,杜伏威远在长安,根本不知情。

    后来是辅公祏见大势已去,向李孝恭诬告,所谓的证据“密令”乃是伪造之物,便是当年欺骗杜伏威义子王雄诞的那封,同时还诬告了从长安返回的阚棱的。

    但马周详细调查,得知当时阚棱积极参与平叛,正是因为他的威名,震慑了江淮军,致其军心涣散。

    如此行为,怎能是谋反?

    除了昔年普通兵将的证词,还有当时李孝恭的副手,如今的英国公,并州大都督长史李绩作证,真实性和效力不言而喻。

    而杜伏威之所以被认定有罪,除了辅公祏的那份伪造的密令,便是阚棱所谓的谋反。

    现在两者都不成立,杜伏威谋反的说辞还能成立吗?

    只是事已至此,谁来为当年的事情负责呢?虽说是有人诬告,但主事者也有失察之罪,甚至蓄意枉法的可能。

    最终定案的是高祖武德皇帝,但谁敢说这是李渊的错呢?

    所以啊,这个过错与罪责似乎只能有呈报主办者,当年的赵郡王,今日的河间郡王李孝恭承担?

    只是罪名该如何定论,马周不由有些犯难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