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8章 中国女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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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述决定“放开报禁”之后，民间的报纸迅速增加，全国达到一千多种，讨论的内容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兴起，在全国引起了大讨论。引发这次大讨论的，是吴虞假妻吴曾兰之名发表在《女界报》的《女权评议》一文。
吴虞，生于1872年，四川新繁人，留学回国后，在成都担任教职。虽偏居西南一隅，却在《女界报》等刊物上发表非儒排孔、非孝平权的言论，痛斥“圣贤误人深”“孔尼空好礼”，得到鲁迅等人的肯定。他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是提出“吃人的礼教”观点的第一人，更被鲁迅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但在当时大多数保守人眼中，他是那个时代中“中国社会的病人”。
吴虞的女权思想，正是当时社会转型期新旧女权思潮交汇的写照。在《女权平议》一文中，吴虞先放眼全球，从西方哲学大家谈起：“欧洲自卢梭、福禄特尔，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诸鸿哲提倡女权，男女渐归平等”，再以美洲的女性受教育、参政议政举例：“美洲男女同校，自小学至于大学，学科一律；女子之成绩，反优于男子。立法，司法，行政，女子皆得为之。”随后，他以进化论的思想，指出女性地位的低落的历史原因：“由渔猎生活之平等夫妻时代，入于耕牧生活之不平等的夫妻时代，则妇女失其自由，为男子之财产，为男子之奴隶矣……是故女权之重，男权之优，乃自有其先后，而非同时见其优重。进化之迹，不可诬也”，同时，他又引用旧学文章中压抑女权的经典篇章：“吾国儒教，素主宗法社会之阶级制度，故尊卑、贵贱，上下之义，均由《易》发其凡，文字具存，勿能深讳，儒教恒以君比父，化家为国，此亦其一端，不得皆指为汉儒之瞽说。”
吴虞并不是最早撰文提倡女权观念之人，也不是唯一一个。早在19世纪末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就受西方传教士和洋务派的影响，接纳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带有近代人权观念的妇女观。除了提倡女子权利，禁缠足、兴女学、提倡女子参政、办女报更是维新派具体的女权实践。1889年7月24日，中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创刊，主编和主笔均为女性，其中包括康有为之女康同薇、梁启超夫人李惠仙和《无锡白话报》创始人裘毓芳等。维新人士的妇女观以中西共融为主，虽吸取西方女权思想精华，但因其改良派的立场，始终跳不出维护孔教的窠臼，对封建礼仪的推崇和遵守是其推崇女权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吴虞的观点比维新派先进，他并不认为封建礼教是需要尊重和恪守的。
接受西方思想教育的容雪，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唐群英、吕碧城、秋瑾、沈佩贞等女权主义者都团结在容雪的周围，争取中华帝国的男女平等。看到吴虞的这篇《女权评议》，容雪等人很高兴，决定拿去给李经述看，让他推动相关的改革。
那日，阳光不错，只是风里还夹着一些冷意。李经述在总统府后花园的亭子里，和廉政局局长袁世凯、廉政局常务副局长谭嗣同讨论全国反腐的情况，他们坐在椭圆的石凳上，围着一张石桌。
容雪拿着两份报纸来找李经述，一份《女界报》，一份《大公报》。《女界报》上刊登了吴虞假妻吴曾兰之名发表在的《女权评议》，《大公报》上面刊登了吕碧城写的《论提倡女学之宗旨》。
吕碧城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认为：“女权之兴，归宿爱国……实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自强之道，须以开女智、兴女权为根本。”她提议国家开设专门的女子大学。
《大公报》主笔刘孟扬看后将这篇文章重点刊登，并感慨说：“以女子论女学，故亲切有味，耐人深思。至理名言，非同肤泛……吾敬碧城女史，因而不敢轻视中国之女子焉。果有闻女史之言而兴起者，则女学昌明，女权大振，家庭中有好教育，国民中自有大英雄，尚虑国家不能强哉？”
容雪把两份报纸递给李经述，说：“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我觉得很有意义。国会应该尽快制定法律，允许各地开设女子大学。”
李经述看完了文章，递给谭嗣同，“复生，你一向对女权也很热衷，你看看这文章怎么样？”
谭嗣同阅后，直夸赞吕碧城：“此文能辟新理想，思破旧锢蔽。欲拯女同胞出之幽闭羁绊黑暗地狱，复其完全独立自由人格，与男子相竞争于天演界中。实属难得。”
容雪听了，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小酒窝和以前一样动人，李经述看了她一看说：“兴女子大学之事，梁启超总长在国会提出来过，已经组织讨论过数次，但是反对的议员太多，毕竟在保守的议员观念里，‘女子无才便是德’根深蒂固呀。”
容雪说：“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出面。外界甚至有传言说，你是反对男女平等的，因为你有两个老婆，很多高官也有很多老婆。”
李经述听容雪的语气，倒是有几分醋意，正准备开口，一旁的袁世凯有点着急了，袁世凯十七岁就在老家河南成婚后，陆续纳了9位小妾，是高官中妻子比较多的，他说：“大总统在以前就是皇帝，三宫六院都很正常。两位夫人算什么？更何况，现在哪个有本事的男人不是三妻四妾？”
当时，正如袁世凯所说的，招妻纳妾，确实是社会中有权势男子的“必修之课”，一则为了传宗接代，二则为了生理需要。
容雪有点不高兴，说：“那是旧社会了。现在中华帝国就应该学国外，一夫一妻制。”
袁世凯哈哈大笑，说：“这不太可能吧，总统夫人不能让现在娶了三妻四妾的离婚吧？那样社会岂不是大乱？”
李经述听了两人的话，也笑道：“你们怎么从兴办女子大学扯到一夫一妻了？我的意见，女子大学可以办。但一夫一妻，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一夫一妻不等于男女平等了，现在与其让那些富商、官员们在外面******、三奶的，还不如让他们明媒正娶，花费银两。”
那时还没有“二奶”、“三奶”这个词，容雪听得一头雾水，问：“什么叫二奶？三奶？”
李经述笑着说：“就是外面的姘头。你想想，女人是做明媒正娶的小妾好，还是外面不三不四的姘头好？男女平等，最终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观念问题。这个改变过程，将会是很缓慢的。”
容雪说：“即便是缓慢的，我们也要走出第一步才行，否则永远没有一条光明的正道。”
李经述点点头，说：“那就先从报纸上开始吧。我刚看了吕小姐的文章，里面提到女性，都是用‘他’、‘伊’、‘他女’来称谓，其实，我觉得可以用‘她’字来取代。”
说完，李经述用手指蘸水，在石桌上写了一个“她”字。原来，中国的“她”字不是从古就有的，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有那么多姿色卓越的女子，可是整本书却没有出现一个“她”字。“她”在历史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梁启超提倡的早期白话文中，“他”、“伊”、“他女”都作女子第三人称代词。
容雪一见这个“她”字，两眼放光，这不仅意味着“她”和“他”平等了，而且这是大总统提出来的，本身就是一条大新闻，她当即兴奋离去。第二天，《华报》在头版就刊登了一个大大的“她”字，并在后面讲述了这个字的来历，引起轰动，如一颗深水炸弹，搅动了社会舆论。
当时的社会名人纷纷响应。金天翮在《〈女子世界〉发刊词》中指出：“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
马君武在《新民丛报》中提出：欧洲社会党人主张的女权包含五项内容，即教育权、经济权、政治权、婚姻权与人民权，他将“今日女子应当恢复之权利”列举为六项，即“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与“婚姻自由之权利”。
最后，连新任中国新闻局局长鲁迅都参与其中的讨论，他应邀到北京大学作了一场轰动全国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讲到这，鲁迅再一次“为钱正名”：“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李经述觉得时机成熟了，便推动国会很快通过了《女子学堂办学条例》，女子学校高等教育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不仅限于在小学、中学和师范就读。
飞鹰汽车集团还给政府捐资五千万元，联合在中国江浙一带传教、办学的美国八个教会组织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女子大学，总统夫人容雪担任了第一任校长。
李经述接见了捐赠人，也就是飞鹰汽车集团的创始人，他叫张永涛。虽然很年轻，此人是国字脸，看起来深沉机智，对中华帝国的新政府充满信心。他的老爸以前是小海商，新政府成立后，工商立国，他经商慢慢做大，将儿子送入浙江大学堂读书。张永涛学的是汽车工程专业，毕业后投入汽车行业，创立了飞鹰汽车集团，他和美国福特公司合作，引进了生产线，飞鹰车标是一个圆圈外两边一对飞鹰翅膀中间飞鹰头凸出下边是鹰尾！他的梦想是将飞鹰汽车销售全世界中高端顶级品牌。当时汽车产业是中华帝国政府大力扶持的高端产业，飞鹰汽车集团迅速崛起，销售额占到了国内市场的10%。
李经述感谢张永涛对中国女子大学的捐赠，表示这笔捐赠可以抵扣飞鹰汽车集团的一半税款：“以后，国内所有企业对慈善事业的捐赠，都可以抵捐赠金额的一半税款，算是政府和企业一起做慈善。”
张永涛说：“大总统英明，我今后一定更加积极参与中国的慈善事业。”
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后，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女子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广东番禺，还出现了一位奇女子张竹君，开办了很多医院，救死扶伤。
张竹君是广东番禹人，广东是与洋人最早接触的地区，风气远较内陆开通，张竹君的父亲原来是三品京官，但思想开放，在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震天响时，还送张竹君进了“夏葛女医学堂”。这是一所综合性的医学校，四年毕业，再经过附属柔济医院的实习，便自立门户，悬壶济世。
张竹君身材高挑，鹅蛋脸，高鼻梁，大眼睛，平时喜欢穿洋装和高跟鞋，这在当时的岭南，是一道风景。她把诊所开在广州市区内，每次出门，都坐四个人抬的敝篷椅轿，引得路人驻足侧目而视。
张竹君有一位闺中密友徐佩萱，是富贵人家的女儿，又嫁给了名门贵公子李晋一，可惜好景不长，李晋一患急症身死，徐佩萱终日悒郁不乐。张竹君看着这位闺蜜整天沉溺在沮丧的深渊之中，便拉她与自己合伙在荔枝湾开办提福医院，专为贫民治病，还加入了“红十字会救伤队”。
后来，她又与徐佩萱在柳度桥开南福医院，还在两所医院中各设福音堂一所，除了传教布道外，更定期举办演说会，讨论会，传播新知，阐述时事，一时间成为广州市新派人物、知识分子聚会的中心。
当时经常来聚会有胡汉民、马君武、卢少歧、宋通儒、程子仪、周自齐、王亦鹤等人。有的是年轻的官员，有的是报馆的编辑，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名门贵公子，夏天来临，天气燠热，张竹君便长期租用一只大花船，取名“紫洞庭”，邀大家一同上船游弋在珠江之中，清风指襟，款款清淡，大有同舟共济之慨。
由于张竹君在社会上的影响，许多妻妾成群的男人都怕她。张竹君大名鼎鼎，据说有一女子连路遇劫匪时，报出张竹君的名号，歹徒都竟然敛容正色，鞠躬而退。
李经述听说张竹君的事迹后，大加赞赏，使得张竹君的名气更加响亮。李经述还提议把每年的3月8日定为妇女节，这一提议获得国会通过。后来，英国、美国等国家纷纷效仿，这一天就成了国际妇女节。
李经述决定“放开报禁”之后，民间的报纸迅速增加，全国达到一千多种，讨论的内容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兴起，在全国引起了大讨论。引发这次大讨论的，是吴虞假妻吴曾兰之名发表在《女界报》的《女权评议》一文。
吴虞，生于1872年，四川新繁人，留学回国后，在成都担任教职。虽偏居西南一隅，却在《女界报》等刊物上发表非儒排孔、非孝平权的言论，痛斥“圣贤误人深”“孔尼空好礼”，得到鲁迅等人的肯定。他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是提出“吃人的礼教”观点的第一人，更被鲁迅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但在当时大多数保守人眼中，他是那个时代中“中国社会的病人”。
吴虞的女权思想，正是当时社会转型期新旧女权思潮交汇的写照。在《女权平议》一文中，吴虞先放眼全球，从西方哲学大家谈起：“欧洲自卢梭、福禄特尔，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诸鸿哲提倡女权，男女渐归平等”，再以美洲的女性受教育、参政议政举例：“美洲男女同校，自小学至于大学，学科一律；女子之成绩，反优于男子。立法，司法，行政，女子皆得为之。”随后，他以进化论的思想，指出女性地位的低落的历史原因：“由渔猎生活之平等夫妻时代，入于耕牧生活之不平等的夫妻时代，则妇女失其自由，为男子之财产，为男子之奴隶矣……是故女权之重，男权之优，乃自有其先后，而非同时见其优重。进化之迹，不可诬也”，同时，他又引用旧学文章中压抑女权的经典篇章：“吾国儒教，素主宗法社会之阶级制度，故尊卑、贵贱，上下之义，均由《易》发其凡，文字具存，勿能深讳，儒教恒以君比父，化家为国，此亦其一端，不得皆指为汉儒之瞽说。”
吴虞并不是最早撰文提倡女权观念之人，也不是唯一一个。早在19世纪末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就受西方传教士和洋务派的影响，接纳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带有近代人权观念的妇女观。除了提倡女子权利，禁缠足、兴女学、提倡女子参政、办女报更是维新派具体的女权实践。1889年7月24日，中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创刊，主编和主笔均为女性，其中包括康有为之女康同薇、梁启超夫人李惠仙和《无锡白话报》创始人裘毓芳等。维新人士的妇女观以中西共融为主，虽吸取西方女权思想精华，但因其改良派的立场，始终跳不出维护孔教的窠臼，对封建礼仪的推崇和遵守是其推崇女权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吴虞的观点比维新派先进，他并不认为封建礼教是需要尊重和恪守的。
接受西方思想教育的容雪，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唐群英、吕碧城、秋瑾、沈佩贞等女权主义者都团结在容雪的周围，争取中华帝国的男女平等。看到吴虞的这篇《女权评议》，容雪等人很高兴，决定拿去给李经述看，让他推动相关的改革。
那日，阳光不错，只是风里还夹着一些冷意。李经述在总统府后花园的亭子里，和廉政局局长袁世凯、廉政局常务副局长谭嗣同讨论全国反腐的情况，他们坐在椭圆的石凳上，围着一张石桌。
容雪拿着两份报纸来找李经述，一份《女界报》，一份《大公报》。《女界报》上刊登了吴虞假妻吴曾兰之名发表在的《女权评议》，《大公报》上面刊登了吕碧城写的《论提倡女学之宗旨》。
吕碧城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认为：“女权之兴，归宿爱国……实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自强之道，须以开女智、兴女权为根本。”她提议国家开设专门的女子大学。
《大公报》主笔刘孟扬看后将这篇文章重点刊登，并感慨说：“以女子论女学，故亲切有味，耐人深思。至理名言，非同肤泛……吾敬碧城女史，因而不敢轻视中国之女子焉。果有闻女史之言而兴起者，则女学昌明，女权大振，家庭中有好教育，国民中自有大英雄，尚虑国家不能强哉？”
容雪把两份报纸递给李经述，说：“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我觉得很有意义。国会应该尽快制定法律，允许各地开设女子大学。”
李经述看完了文章，递给谭嗣同，“复生，你一向对女权也很热衷，你看看这文章怎么样？”
谭嗣同阅后，直夸赞吕碧城：“此文能辟新理想，思破旧锢蔽。欲拯女同胞出之幽闭羁绊黑暗地狱，复其完全独立自由人格，与男子相竞争于天演界中。实属难得。”
容雪听了，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小酒窝和以前一样动人，李经述看了她一看说：“兴女子大学之事，梁启超总长在国会提出来过，已经组织讨论过数次，但是反对的议员太多，毕竟在保守的议员观念里，‘女子无才便是德’根深蒂固呀。”
容雪说：“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出面。外界甚至有传言说，你是反对男女平等的，因为你有两个老婆，很多高官也有很多老婆。”
李经述听容雪的语气，倒是有几分醋意，正准备开口，一旁的袁世凯有点着急了，袁世凯十七岁就在老家河南成婚后，陆续纳了9位小妾，是高官中妻子比较多的，他说：“大总统在以前就是皇帝，三宫六院都很正常。两位夫人算什么？更何况，现在哪个有本事的男人不是三妻四妾？”
当时，正如袁世凯所说的，招妻纳妾，确实是社会中有权势男子的“必修之课”，一则为了传宗接代，二则为了生理需要。
容雪有点不高兴，说：“那是旧社会了。现在中华帝国就应该学国外，一夫一妻制。”
袁世凯哈哈大笑，说：“这不太可能吧，总统夫人不能让现在娶了三妻四妾的离婚吧？那样社会岂不是大乱？”
李经述听了两人的话，也笑道：“你们怎么从兴办女子大学扯到一夫一妻了？我的意见，女子大学可以办。但一夫一妻，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一夫一妻不等于男女平等了，现在与其让那些富商、官员们在外面******、三奶的，还不如让他们明媒正娶，花费银两。”
那时还没有“二奶”、“三奶”这个词，容雪听得一头雾水，问：“什么叫二奶？三奶？”
李经述笑着说：“就是外面的姘头。你想想，女人是做明媒正娶的小妾好，还是外面不三不四的姘头好？男女平等，最终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观念问题。这个改变过程，将会是很缓慢的。”
容雪说：“即便是缓慢的，我们也要走出第一步才行，否则永远没有一条光明的正道。”
李经述点点头，说：“那就先从报纸上开始吧。我刚看了吕小姐的文章，里面提到女性，都是用‘他’、‘伊’、‘他女’来称谓，其实，我觉得可以用‘她’字来取代。”
说完，李经述用手指蘸水，在石桌上写了一个“她”字。原来，中国的“她”字不是从古就有的，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有那么多姿色卓越的女子，可是整本书却没有出现一个“她”字。“她”在历史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梁启超提倡的早期白话文中，“他”、“伊”、“他女”都作女子第三人称代词。
容雪一见这个“她”字，两眼放光，这不仅意味着“她”和“他”平等了，而且这是大总统提出来的，本身就是一条大新闻，她当即兴奋离去。第二天，《华报》在头版就刊登了一个大大的“她”字，并在后面讲述了这个字的来历，引起轰动，如一颗深水炸弹，搅动了社会舆论。
当时的社会名人纷纷响应。金天翮在《〈女子世界〉发刊词》中指出：“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
马君武在《新民丛报》中提出：欧洲社会党人主张的女权包含五项内容，即教育权、经济权、政治权、婚姻权与人民权，他将“今日女子应当恢复之权利”列举为六项，即“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与“婚姻自由之权利”。
最后，连新任中国新闻局局长鲁迅都参与其中的讨论，他应邀到北京大学作了一场轰动全国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讲到这，鲁迅再一次“为钱正名”：“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李经述觉得时机成熟了，便推动国会很快通过了《女子学堂办学条例》，女子学校高等教育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不仅限于在小学、中学和师范就读。
飞鹰汽车集团还给政府捐资五千万元，联合在中国江浙一带传教、办学的美国八个教会组织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女子大学，总统夫人容雪担任了第一任校长。
李经述接见了捐赠人，也就是飞鹰汽车集团的创始人，他叫张永涛。虽然很年轻，此人是国字脸，看起来深沉机智，对中华帝国的新政府充满信心。他的老爸以前是小海商，新政府成立后，工商立国，他经商慢慢做大，将儿子送入浙江大学堂读书。张永涛学的是汽车工程专业，毕业后投入汽车行业，创立了飞鹰汽车集团，他和美国福特公司合作，引进了生产线，飞鹰车标是一个圆圈外两边一对飞鹰翅膀中间飞鹰头凸出下边是鹰尾！他的梦想是将飞鹰汽车销售全世界中高端顶级品牌。当时汽车产业是中华帝国政府大力扶持的高端产业，飞鹰汽车集团迅速崛起，销售额占到了国内市场的10%。
李经述感谢张永涛对中国女子大学的捐赠，表示这笔捐赠可以抵扣飞鹰汽车集团的一半税款：“以后，国内所有企业对慈善事业的捐赠，都可以抵捐赠金额的一半税款，算是政府和企业一起做慈善。”
张永涛说：“大总统英明，我今后一定更加积极参与中国的慈善事业。”
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后，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女子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广东番禺，还出现了一位奇女子张竹君，开办了很多医院，救死扶伤。
张竹君是广东番禹人，广东是与洋人最早接触的地区，风气远较内陆开通，张竹君的父亲原来是三品京官，但思想开放，在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震天响时，还送张竹君进了“夏葛女医学堂”。这是一所综合性的医学校，四年毕业，再经过附属柔济医院的实习，便自立门户，悬壶济世。
张竹君身材高挑，鹅蛋脸，高鼻梁，大眼睛，平时喜欢穿洋装和高跟鞋，这在当时的岭南，是一道风景。她把诊所开在广州市区内，每次出门，都坐四个人抬的敝篷椅轿，引得路人驻足侧目而视。
张竹君有一位闺中密友徐佩萱，是富贵人家的女儿，又嫁给了名门贵公子李晋一，可惜好景不长，李晋一患急症身死，徐佩萱终日悒郁不乐。张竹君看着这位闺蜜整天沉溺在沮丧的深渊之中，便拉她与自己合伙在荔枝湾开办提福医院，专为贫民治病，还加入了“红十字会救伤队”。
后来，她又与徐佩萱在柳度桥开南福医院，还在两所医院中各设福音堂一所，除了传教布道外，更定期举办演说会，讨论会，传播新知，阐述时事，一时间成为广州市新派人物、知识分子聚会的中心。
当时经常来聚会有胡汉民、马君武、卢少歧、宋通儒、程子仪、周自齐、王亦鹤等人。有的是年轻的官员，有的是报馆的编辑，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名门贵公子，夏天来临，天气燠热，张竹君便长期租用一只大花船，取名“紫洞庭”，邀大家一同上船游弋在珠江之中，清风指襟，款款清淡，大有同舟共济之慨。
由于张竹君在社会上的影响，许多妻妾成群的男人都怕她。张竹君大名鼎鼎，据说有一女子连路遇劫匪时，报出张竹君的名号，歹徒都竟然敛容正色，鞠躬而退。
李经述听说张竹君的事迹后，大加赞赏，使得张竹君的名气更加响亮。李经述还提议把每年的3月8日定为妇女节，这一提议获得国会通过。后来，英国、美国等国家纷纷效仿，这一天就成了国际妇女节。